古代書畫日程安排

(資料圖片僅供參考)

Poly Auction 2023 Spri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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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30日至各專場拍賣前一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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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5日（星期三）?A廳

10:00 藝林藻鑒——古代書畫

19:00 仰之彌高——古代書畫夜場

7月5日（星期三）?C廳

9:30 古籍文獻 金石碑帖

翰墨菁萃 西文經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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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ot 805

曾國藩（1811-1872）左宗棠（1812-1885）劉蓉（1816-1873）喬松年（1815-1875）潘祖蔭（1830-1890）等

清朝中興名臣籌畫軍務手札冊

冊頁(14通) 水墨紙本 尺寸不一

1755年作

估價：RMB ?1,000,000-1,500,000

出版：

高陽箋注《清朝中興名臣籌畫軍務手札真跡》，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發行，1988年。

說明：

1.朱海濤家族舊藏。據出版序言，知此冊為長沙朱海濤先生家族舊藏，先生先祖朱樂道堂主人商賈之余，涉獵書畫收藏，此冊為其舊藏，海濤先生終身守之，且于年過古稀（1987年）之際，出版公布于世，今又由先生后人友情提供。

2.臺靜農曾為此冊題簽，今存書名復制件。臺靜農（1903－1990），本姓澹臺，字伯簡，原名傳嚴，改名靜農，安徽霍邱人。著名作家、文學評論家、書法家、教師。1925年春初識魯迅，后兩人關系密切，友誼深厚。1927年后，任教于輔仁大學、廈門大學、山東大學及齊魯大學等。抗戰后，舉家遷四川，任職國立編譯館。1946年赴臺，后任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。臺靜農治學嚴謹，在文學、藝術、經史等多種領域均涉之甚深，并以人格耿介、文章書畫高絕馳名。有《靜農論文集》《靜農書藝集》《臺靜農散文集》《臺靜農短篇小說集》等行世。

3.作家高陽撰文作序并箋注。高陽（1922－1992），本名許晏駢，字雁冰，筆名望君、吏魚，生于錢塘望族。高陽擅長史實考據，曾以“野翰林”自道。他的成就不僅在于評史述史，更重要的是將其史學知識用于創作歷史小說。1962年，高陽應邀于聯合報副刊連載《李娃》，此部作品不但一鳴驚人，也成了高陽歷史小說的濫觴。爾后發表的《慈禧全傳》及胡雪巖三部曲《胡雪巖》《紅頂商人》《燈火樓臺》，更確立了他當代首席歷史小說家的地位。

4.是冊出版物中收錄信札十二通，未收者二通。共計十四通三十四紙。

王文韶（1830-1908），字夔石，號耕娛、庚虞，又號退圃，祖籍浙江上虞梁湖，浙江仁和人。咸豐二年進士。初為戶部主事，同治間任湖南巡撫，光緒間權兵部侍郎，直軍機，后任云貴總督，擢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，旋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，官至政務大臣、武英殿大學士。

喬松年（1815-1875），字健侯，號鶴儕，山西徐溝縣人。道光十五年進士，授工部主事，后任湖南鄉試副主考，再遷郎中。咸豐三年，喬松年歷任松江府知府、江蘇蘇州知府，同治二年任安徽巡撫。同治五年調任陜西巡撫。著有《蘿藦亭遺詩》《蘿藦亭札記》《蘿藦亭文鈔》《論語淺解》《喬勤恪公奏議》。

劉蓉（1816-1873），字孟容，號霞仙，湖南湘鄉人，清朝湘軍將領、桐城派古文家，官至陜西巡撫。有《養晦堂文集》等。

蔣益澧（1825-1874），字薌泉，湖南湘鄉人。咸豐初投入湘軍為曾國藩幫帶親兵營。后又統帶新營。歷任知縣、知府、道員，授廣西按察使，升布政使。后又率軍援浙。同治元年（1862）攻占杭州后，任浙江布政使。同治五年擢廣東巡撫。后被派往左宗棠軍營候補。不久，任廣西按察使。旋告病回籍。

毛鴻賓（1811-1867），字寅庵，又字翊云、寄云，號菊隱。歷城人。道光十八年中進士，選為翰林院庶吉士，后被授翰林院編修。后任監察御史、給事中。咸豐五年始，毛氏先后在湖北兩地任道員。咸豐十一年升任湖南巡撫。同治二年毛鴻賓擢升兩廣總督。

楊翰（1812-1879），字伯飛，一字海琴，號樗盦，別號息柯居士，直隸河間人。道光二十五年，中進士，授官湖南辰沅永靖道臺，官至永州知府。

《中興名臣籌畫軍務手札真跡》序

文 / 高陽

清朝中興名臣籌劃軍務手札真跡，收曾國藩、左宗棠等致羅澤南、劉蓉、劉騰鴻、蕭啟江、曾國荃、胡林翼等親筆函跡十件，其數戔戔，但在史料上的價值，是決不可以量來作為判斷標準的。

王闿運作《湘軍志》，凡十六卷，以地以事，各為以篇。例外有二：一是敘“曾軍”有“后篇”；二是敘江西特詳，有“江西篇”“江西后篇”“援江西篇”。于此可見近代史中最大關目的敉平洪楊之亂，江西是處于何等重要的樞紐地位。這十件手札中的主要的部分，正可以反映咸豐五年至七年，曾國藩在江西、左宗棠在湖南、胡林翼在湖北，彼此緊密協力、共濟時艱的實況；由平洪楊的領導人物，于平洪楊的關鍵時刻、敉平洪楊的樞紐之地，在這一個過程中，截取任何一段實錄，對研究近代史的人來說，都是必須珍視的。

《湘軍志》

江西何以會成為平洪楊的樞紐之地？讀過《湘軍志》，再打開地圖來一看，立刻就能充分領會。江西綰轂六省，為湖南、湖北、安徽、浙江、福建、廣東所環繞，王闿運謂為“群寇孔道”。塞此孔道，方能割裂“群寇”、包圍“天京”。王闿運在“江西篇”的結尾中說：“明年（咸豐十年）寇陷蘇杭，國藩督兩江，以江西為根本，其強弱輕重，與初敗九江時絕殊。”曾國藩九江初敗，在咸豐四年十二月，據《近代史事日志》記載：

十二月六日：胡林翼、羅澤南攻湖口梅家洲，為羅大綱所敗。

十二月十二日：胡林翼、羅澤南、李孟群、彭玉麟水陸攻梅家洲，為石達開、羅大綱所敗，水師都司蕭捷之等輕舟百二十余號，陷入內湖。

十二月廿五日：石達開、羅大綱、林啟榮夜襲湘軍水營，焚師船百余，獲曾國藩坐船，國藩遁去。

十二月廿九日：羅大綱敗羅澤南、塔齊布于小池口。

于此可知下一年為決定性的一年，而江西則為決定性的一省，愛新覺羅皇朝的命運，全看這一年能不能穩住、這一省能不能保住。

其時兩湖、安徽、江西視如一體的觀念，業已確立，在此觀念下所產生的戰略是：先復第三次被占的武昌，再圖江西、安徽。此一戰略為羅澤南與曾國藩所商定，而為新任湖北巡撫胡林翼，與湖南巡撫駱秉章以及為駱秉章主軍務的左宗棠所同意，并即由羅澤南擔負援鄂之任，于八月廿七日，自江西義寧州拔營，趨湖北通城，經營武昌。這一冊手札的第一件，便是曾國藩致援鄂途中羅澤南與劉蓉的長函。如果說，我們要研究曾國藩在江西何以能扭轉“絕殊”的形勢，而以之為督兩江的“根本”，那么，這一冊手札中的前面五件，將會提供最正確的訊息。

《清朝中興名臣籌畫軍務手札冊》

曾國藩《致羅澤南、劉榕札》局部

作《東華錄》的王先謙，論軍事史之失，曾有這樣一段話：

“兵事曲折輕重，非當日身親目擊者不能知其深；事過境遷，化而為文，則人但知問其筆墨如何？而兵戈是非，無復言之者矣。”

平洪楊過程中最艱苦、最有關系的一段實況，后人雖未能身親目擊，但得讀局中人的親筆記述，則與身親目擊不過一間之差，其幸何如？

具體而言，這一冊手札，對于印證事實、探究真相，在研究平洪楊的歷史方面，至少有下列三點幫助：

第一，曾國藩、左宗棠戡定大亂，各建方面之業，他們在軍事方面的成就，到底如何？長處何在？是善于將將呢，還是長于謀畫？而能使身經百戰的大將，俯首聽命，是由于他們手握生殺予奪的大權，不能不受限制，抑或別有令人信服者在？這些常會使人迷惑，而難有清晰概念的問題，在這冊手札中，可以獲得許多珍貴的啟示，尤其是相互參看以后。

《清朝中興名臣籌畫軍務手札冊》

曾國藩《致羅澤南、劉榕札》局部

如曾國藩致劉騰鴻一函，暢論“用兵最宜講主客之勢”，切不可久頓城下，并引向榮、塔齊布等人的往事為例證，其言如此：

以重兵屯于城外，如寄食于富人廡下，賊常為主，我常為客，不過數月，賊氣日穩，我氣日餒，士卒以積久而生玩，主將以無功而恥退，愈久而愈不愿，于是賢將或憤郁而致疾，不賢之將或積疲而致敗，此皆國藩所身歷目擊之事。

《清朝中興名臣籌畫軍務手札冊》

曾國藩《致劉騰鴻》局部

他是由經驗法則，參以前人兵法，推演出來一套“主客之勢”的理論，主者主動權，但曾國藩所解釋的主動權，看來反似被動，如告誡圍瑞州的劉騰鴻說：

久頓城下則賊為主，而我為客。若于東北扼要駐扎，使瑞城與東新之賊不得相通，則逆黨必以全力來撲，是我為主而賊為客。

《清朝中興名臣籌畫軍務手札冊》

曾國藩《致劉騰鴻》局部

敵以全力來撲，我亦當出全力以御，這看來好像是被迫應戰，無怪好些名將都不能接受他的理論。其實曾國藩的本意是：不能使敵以逸待勞，要迫敵出戰，不遑寧處。這是很高級的戰略指導原則，但執行不易，難期速效。至于臨陣指揮，隨機應變，則曾國藩不如左宗棠。

左宗棠致蕭啟江論湖南援江西云：

湖南援江，以大局論，宜分三路出師：一由瀏陽為中路，一由茶酃為南路，一由通城為北路。賊之備多力分，我得乘勝長驅，不為賊所牽制，此計之上也。所惜者，三路非萬數千人不可，兵力難、餉難，終嫌單薄，非得數大捷不能放心；即得數大捷，猶難放心也。

《清朝中興名臣籌畫軍務手札冊》

左宗棠《致蕭啟江》

指畫形勢，言簡意賅；而對兵要地理的熟悉，尤為左宗棠在指揮作戰時，一項他人所難以望其項背的長處。如咸豐七年初夏，石達開率眾數萬，由安慶至彭澤，一股援江西太平軍、一股犯鄂，左宗棠函告劉騰鴻云：

若其分援江西各郡之賊，則以瑞為急，亦必自南康、德安一帶取道而來……瑞賊死守不去，其為待援無疑，而翼賊此來，恐亦不能忘情于瑞，當謹備之也。

《清朝中興名臣籌畫軍務手札冊》

左宗棠《致劉騰鴻》局部

左宗棠對抗石達開的措施，函中亦曾述及除由李續賓一軍迎擊外，并飛函新近在安吉大捷的王錱（璞山）沿贛江北上駐樟樹鎮（臨江），“相機而動，出其不意，一挫狂鋒，則于鄂、于江皆大有裨益。”函后又有附啟云：

若璞兄到臨，而賊尚未到南康，宜急由瑞州、奉新進駐德安縣，一以壯迪軍（按：指李續賓所部）聲援；一以截其竄瑞昌赴鄂之路，更為萬全。而援瑞之賊，亦斷不能到瑞州矣。

按：石達開如犯鄂，則必自彭澤往正西，經湖口、九江、瑞昌而入湖北，其援江西一股，當在九江分兵經南康（星子縣）、德安南下。如王錱先到臨江，而石達開尚未到南康，則圍瑞州的任務，可由王錱接替，劉騰鴻先一步，經奉新北上，駐扎南康西南的德安，此處正北數十里即為瑞昌，若能扼守此處，石達開既難犯鄂，亦難援瑞。寥寥數語，利害得失、進兵順序，剖析至明，實非山川形勢了然于胸者不辦。

第二，從來言平洪楊戰役者，皆詳于后而略于前，尤其是克復江寧之役，更所津津樂道。其實安慶既克，進圍江寧，破城只是遲早間事，曾國荃以曾國藩提攜、李鴻章情讓，遂建大功，其麾下“先登十將”皆受上賞；而早期戰死名將，若羅澤南、李續宜，猶有知者；如劉騰鴻、蕭啟江，則湮沒不彰。每讀戰史，輒生“好死不如惡活”之想，是一種很不愉快的感覺。

按：湖北援江西，所派主將即劉騰鴻，湖南則派劉長佑、蕭啟江，將五千人分道并進，一攻萍鄉，一攻萬載，劉長佑后因病回鄉，由姪坤一代領其軍，蕭啟江則始終其事，“以銳疾深入為能”。王闿運統計自咸豐五年至八年八月，“湖南援江西者，水陸勇丁九千，軍餉二百九十三萬”，并列數由湖南援軍攻克的府城縣城，共廿三座之多，大半為蕭啟江的功績。

至于劉騰鴻陣亡瑞州，《湘軍志》“江西篇”敘其經過云：

劉騰鴻之圍瑞州也，頻破寇援，嘗以三百人敗萬眾，作長壕以困城中，圍攻一年，所役作壕壘，如數萬人之功。城寇知死，乃突圍力戰，（咸豐七年）七月庚辰朔，騰鴻攻城中炮傷；明日更戰，軍士知騰鴻志必克，爭致死，盡破臺壘，炮丸兩下，中騰鴻脅，仆。弟騰鶴扶之，強視語曰：“城不下，無斂我。”軍中皆泣，冒炮登城，斬殺強寇大半，除道開門，迎騰鴻尸入治喪。聞見者莫不悲壯其志，以為騰鴻能用眾也。……

騰鴻死，而所部稱精兵，至今聞其名。凡曾從騰鴻者，皆服其勇，在湖南諸將中，名欲過李續賓矣。

但知劉騰鴻者，與知李續賓者，恐怕不止于一與十之比。今幸而有此一冊手札，知劉騰鴻官秩雖微，而實為直接受命于曾、見重于左的大將，而從提醒后人，言洪楊之史實，不應專注于左宗棠、李鴻章既當方面之后；更不應一味執著于位髙則權大，權大則任重，任重則功過顯的僵化模式。

第三，達官函牘，每為幕僚代筆，惟親筆最可貴，因為由稱謂語氣之間，可以看出彼此的關系，以及本人的個性。即就稱謂一端而論，便可看出許多消息，如曾國藩致羅澤南、劉蓉（號霞仙）函，稱二人曰“羅兄、霞弟”，相形之下一顯曾國藩對羅澤南的冷漠，但《清史稿·列傳一百九十四·羅澤南傳》，不特述其事功與曾國藩不可分，而且予人以合作無間的印象，其中記曾、羅唯一不協之事為：

“石達開自崇陽敗后，竄入江西，勢復張。曾國藩檄澤南回援，澤南以武漢為南北樞紐，若湘勇驟撤，胡林翼一軍不能獨立，現在賊糧將盡，功在垂成，舍之非計。”

用隱筆謂羅澤南不奉檄。世傳羅、曾不睦，彷彿由此而起，今由此函證明，少同里，同講理學的曾、羅，在此以前，便已情不投、意不合，函中“羅兄專銜奏事，亦已附片具請”，足以顯示官街為浙江寧紹臺道，并無專摺奏事資格的羅澤南，已不愿受曾國藩的節制，有所陳請，希望直接奏請上裁，更是與曾國藩意見不合的強烈表示。

《清朝中興名臣籌畫軍務手札冊》

曾國藩《致羅澤南、劉榕札》局部

但以此事與曾國藩翌年七月廿七日致函劉騰鴻，稱之為“仁弟”這一點合參，可以推知若干史書所未載的真相，從而反映出曾國藩的知人用人之道；胡林翼調和將帥，促成團結的苦心與手段；以及羅澤南畢竟為講理學的有道之士。

推斷當時的事實真相是，湖北、江西戰局以石達開的動向為轉移，當羅澤南由江西援湖北時，石達開自安慶溯江西上，二十天后在武昌縣登岸，立即南下，抵達咸寧，其時羅澤南甫克湖北崇陽，復為石達開所奪。石之原意是要會合廣東的“天地會”，共取湖南；但羅澤南力保入湘要道的羊樓峒，而湖南的防守，亦頗嚴密，石達開遂折而往東入江西，取修水、下南城、占瑞州、入臨江、掠新淦、破袁州。于是會合天地會圍吉安。二月下旬，曾國藩自南康進駐南昌，以戰船為行臺時，石達開已攻陷豐城，十日之間，連破撫州、東鄉、萬年、建昌，自西、南、東三面完成了對南昌的大包圍，江西為太平軍所占者計府城八、州縣城五十余。

當其時也，湖南已遣劉、蕭援江西，獨湖北不應，則事非得已，《湘軍志》“湖北篇”云：

六年春正月，江西寇患愈亟，陷七府城，議者交章調羅軍，浙江、湖南巡撫皆以為言，文宗以武漢功可期，特不許，言者益眾，詔官文等通籌利害。澤南念曾國藩艱危，義與同死生，而垂成功不可棄，日夜憂憤，督戰益急，自正月至二月，大勝數十，小戰百數，寇嬰城待援，士卒多傷，官軍每戰，輒薄城下，寇陰穴城為突門。三月己未，寇開城迎九江援黨，澤南率師要之，寇奔城，追之，突門開，直沖澤南軍，軍不能退，澤南躬拒之，三退三進，軍幾潰，火槍鐵子中澤南左額，血霑衣，猶踞坐指揮，乃得收軍還。乙丑創發，卒于軍。軍中哀泣，江西、湖南聞之，皆嘆息失氣。

按“突門”一詞，見《墨子》：“城百步，一突門，突門各為窯灶。”孫詒讓《墨子閑詁》云:“此城內所為以備敵者。”又《六韜》：“百步一突門，門有行馬。”則“寇陰穴城為突門”者，乃是武昌城內的太平軍，在城墻上打數洞作通道，內設拒馬，亦即置伏兵于城內，等官軍直薄城下時，移去拒馬，伏兵齊出。羅澤南之中伏，在于冒險輕進，輕進則由于急收“垂成功”，以便回援江西，是則羅澤南之于曾國藩，似負而實不負。

羅澤南歿后，李續賓代領其眾，而武昌太平軍，得來自九江、興國的黨援，守益堅固，胡林翼本早有援曾之心，但為尊重羅澤南，不便堅持己見，澤南既歿，胡可專主，故處境雖艱，仍分精銳四千一百人援江西，此即劉騰鴻的湘后營。劉為知縣，以曾國藩之弟同知國華虛攝其上，是為了便于曾國藩的指揮。為人設想，綢繆曲至，此為淮軍所無的湘軍特色，胡林翼尤為盡心。至于曾國藩稱羅澤南的弟子劉騰鴻為“仁弟”，不獨表示他看重劉騰鴻，且亦示人以與羅澤南毫無芥蒂，羅的弟子，就是他的弟子。倘非如此，羅澤南的部曲恐不能傾心為曾所用，此又是湘軍與不忘門戶之見的淮軍，大異其趣之處。

綜上所述，已可概見此一冊手札之可貴。至于真跡本身的文字精煉，書法超妙，明窗凈幾，展卷清玩，足消永日，猶其余事。

手札真跡原藏者為朱海濤先生，得之不易，委請聯經出版公司景印問世，期垂久遠。聯經以其為極珍貴的史料，所惜時地人事，均欠明晰，因我曾有為故宮博物院整理翁同龢致張蔭桓手札的經驗，特征得原藏者同意，委其事于我，爰略作披汰，存其有關籌劃軍務者凡十件。考定時日、重加編次，并附必要的箋釋。既成重閱，感不絕于心，認為有將這一冊手札的價值介紹給讀者的必要，因作此篇。是為序。

lot 825

吳昌碩（1844-1927）隸書“坎盦”

鏡心 水墨紙本?34×135 cm

1921年作

估價：RMB 1,800,000-2,200,000

出版：

1.楠瀨日年著《書道文庫：鄧完白、包世臣、吳讓之、趙之謙、吳昌碩》第19卷，第43頁，有信書房，1939年。

2.《吳昌碩全集》書法卷二，第266至267頁，上海書畫出版社，2017年。

說明：

上款為楠瀨日年。楠瀨日年（1888-1962），日本高知縣人，日本近代著名藝術家、篆刻家。名恭卿，別號鵲巢、坎盦等。曾多次赴中國，隨章炳麟學作文章，隨吳昌碩學習篆刻。著有《篆刻新解》等。此作即收錄在其編著的《書道文庫：鄧完白、包世臣、吳讓之、趙之謙、吳昌碩》一書中。

lot 826

毛公鼎拓本

立軸 紙本 192×68 cm

1755年作

估價：RMB 1,000,000-1,800,000

出版：

《杭州金石全形拓非遺保護發展中心作品輯》，第24頁，西泠印社出版社，2017年。

說明：

1.毛公鼎為西周晚期青銅重器。此拓本為孫秋颿舊藏，是端方藏得毛公鼎之后，所拓四本之一。

2.拓本上有羅振玉、鈕嘉蔭、馮恕、姚華題跋。

3.孫桂澄舊藏。孫桂澄，字秋颿，河北衡水人。清末民初著名古玩收藏家、鑒賞家，北京琉璃廠式古齋古玩鋪創辦人，與王懿榮、端方等人過從甚密。

4.鈕嘉蔭（1857-1915），字叔文，號聞叔、夫椒山民，室名結古歡室，吳縣（今蘇州）人。精鑒別，工書及篆刻，金石考證，真草篆隸，均能入古。

5.羅振玉（1866-1940），字叔蘊、叔言，又字商遺，號雪堂，晚號貞松老人、松翁等，浙江上虞人。遷居江蘇淮安。擅考古，工書法，行楷古籀，端嚴方正，小楷尤為精妙。對中國科學、文化、學術頗有貢獻，參與開拓中國的現代農學、保存內閣大庫明清檔案、從事甲骨文字的研究與傳播、整理敦煌文卷、開展漢晉木簡的考究、倡導古明器研究，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奠基人。一生著作達189余種，校刊書籍642余種。

6.馮恕（1867-1948），字公度，號華農，原籍浙江慈溪，寄籍河北大興。歷任海軍部參事，軍樞司長及海軍協都等職，晚年定居北京。工書法，精鑒賞，書法功力頗深，尤以顏體著稱，過去京城流傳過“無匾不恕”的口碑。

7.姚華（1876-1930），名芒，字一鄂，又字重光，號茫父、弗堂、蓮華盦主等，貴州貴陽人。光緒三十年進士，官郵傳部主事。曾留學日本，后嗜金石書畫，凡山水、花卉、篆隸真行，皆為時所重。于詩文詞曲，碑版古器及考據音韻亦無不精通。居京時，與陳師曾最善。晚年以鬻書賣畫為生。歷任北京女子師范校長、朝陽大學教授等。

《毛公鼎拓本》局部

《毛公鼎拓本》局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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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熙載（1799-1870）行書“琴隱園”

鏡心 水墨紙本 34×100 cm

1755年作

估價：RMB 100,000-200,000

說明：

上款為湯貽汾。湯貽汾（1778-1853），字雨生，一字若儀，號琴隱道人，又號粥翁，江蘇武進人。以蔭襲云騎尉，積官至浙江樂清協副將。不得于上官，退居江寧（今南京）。筑琴隱園，后又構別墅曰獅子窟，饒有幽泉峭石之致，嘯詠其間，海內名宿多與之游。太平軍攻江寧時，集義勇守城，城破，賦絕命詩，投池死。謚貞愍。貽汾善畫山水、花卉，兼工行草書，與戴熙并稱“湯戴”。著有《琴隱園詩集》《琴隱園詞集》《書荃析覽》，雜劇《逍遙巾》等。

清代是碑學興起的重要時期，它打破了帖學長久以來固步自封的局面，在取法對象、筆法及審美趣向等方面開辟出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，吳熙載作為清朝時承前啟后的一代名家，推陳出新，走出了一條完全屬于自己的藝術之路。清代眾多書家開始從漢碑中取法，吳熙載是其中較為恪守規矩的一位大師，他的臨作以原作為依托，淳厚而有古意，吸取原作的神韻又參入己意。此作品為吳熙載書贈湯貽汾齋名《琴隱園》橫匾，吳熙載多以篆書聞名，行書和楷書取法包世臣，不多見于世。“琴隱園”三字堂堂正正，骨肉停勻。尤其用筆豐腴而不失其勁；結體較為方正，筆畫顯得潤澤厚重。提款秀氣雅致，結字工整細致，中宮收緊而四面開張，波挑分明，在力量感與靈動感的協調上非常出色。

吳熙載與湯貽汾的情誼最早可查，可追溯到1841年：清湯貽汾作《琴隱園雅集圖卷》，吳廷颺引首，現存于首都博物館。其二為：清湯貽汾作《花卉山水圖冊（十二開）》，暑：“己酉（道光二十九年，1849，72歲）春日年七十二”吳讓之篆引首并同治己巳一題（涉及包慎伯事）。現存于上海博物館。另有清吳熙載作《篆書八言聯》，雨生上款，現存于故宮博物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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